The Plague 瘟疫

瘟疫

小時候，與姊姊走進電影院，看的多半是重量級電影。這些由名著改編拍攝而成的影片，其中不乏一些恐怖鏡頭，如馬車在巴黎街頭收集黑死病屍體、麻瘋病人在地下洞中蠕動等。這些童年的恐懼，至今仍歷歷在目，午夜夢迴，還感到有幾番寒慄。

談到疫症流行，香港人是最熟識不過了。戰後的香港，人口激增，有所謂嬰兒潮，加上在日治時期逃離香港，避開戰火的難民，陸陸續續返回香港，形成居住環境擠迫，甚至有「一家八口一張床」的現象。加上衛生觀念差，一般戰前舊樓就連廁所也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曾有傳染病如腦膜炎、天花及白喉等肆虐香江。

為對抗疫病流行，港英政府在人煙稠密地區，如深水涉及油麻地設立了分區診所，市民可前往看「街症」，學生則在學校打預防針，流動宣傳車也到處派發宣傳單張與小冊子，教育市民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在每年春夏之交，就用大水車或打開街喉去洗「太平地」，並在衛生督察帶領下，由清潔工人用大水喉清洗住宅樓宇樓梯走廊、公眾地點及行人道路。衛生局還成功地塑造了「平安小姐」的形象，製成海報，張貼在港九、新界大街小巷，宣傳衛生常識，頗能深入民心，流行病亦得以控制。

不過，到了六十年代，大陸政治難民擁入香港，人口倍增，彈丸之地，竟養活了三百多萬人。就在這時，霍亂疫症數度流行。當時，市民多用醋浸洗飲食用具及碗碟，醫院則對病患進行隔離，凡與病者接觸過的人，一律強迫送往潻咸道集中營。港英警察並在港九掃蕩街頭無牌熟食攤擋，禁止販賣切開的生果。由於港英當局採取一連串有效的措施，很快便制止了疫症的蔓延，「疫埠」之名很快即除掉。

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趁著文革的熱潮，利用一般勞資糾紛而引起的社會矛盾，發動了一次港式文革暴動，名為「反英抗暴鬥爭」，鼓動青年學生上街抗議示威。左派三大工會：政軍醫(在政府、軍部及醫院工作的工人)、摩托車工會(公共交通工人)及海員工會的工人進行大罷工，要他們「丟掉幻想，投入戰鬥」。罷工工人及學生攻擊督憲府、法庭及政府辦事處，在港九新界各交通要道，放置真真假假的土製炸彈，港人稱之為「土製菠蘿」。土製菠蘿上寫著「同胞勿近」字樣，進行著「城市游擊戰」，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羅湖邊境地區也聚集村民，製造事端，圍攻港英邊防警察，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讓港英機動防暴警察部隊疲於奔命。動亂持續了兩三年之久，令百業衰退，香港頓然間成了「臭港」。

在暴動期間，香港左派組織了「鬥委會」(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紅色名流亦是「鬥委」成員，在廣州則有所謂的「支港」(支援香港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團體。在高峰期，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衛兵小將圍困及放火。中國外交部也多次發表外交照會，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港英當局「迫害」香港同胞。特此，香港影人兼導演龍岡拍攝了一部名為《瘟疫》的電影，諷刺這場暴動實際上是一場「政治瘟疫」。

左派文化及電影界則「無限上綱」，急速號召華南電影工作者聯會會員杯葛這部電影，要他們站穩「民族立場」，不要參與這部「反華」電影的拍攝及製作，並要求電影院商拒絕排期放映這部電影。但在香港右派支持下，電影最後還是推出，如期「上畫」，不過並不賣座的，放映不到數天，便「落畫」收場。並非是因觀眾響應號召，不買票入場，而是因巿面上遍地「菠蘿」，經濟陷入了蕭條。

把政治動亂比喻為「瘟疫」，並不是導演龍岡所創，紅色詩人早就有「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句子。句中的「瘟君」表面上是血吸蟲病，實為詩人的政治對手。把「瘟」字作為一種咒罵，想是唯香港人獨有的，香港人惡毒話中有「死災瘟」或「死發瘟」，意指令人討厭的人。查「瘟」字本身是流行性傳染病的意思。所謂「瘟君」，想是源出於「瘟神」一詞，意即把瘟疫傳到人間的鬼神，比喻造成災禍的惡人。

十四世紀末，歐洲一場瘟疫是被一場大火消滅，這即詩人想借助「明燭」去消滅「血吸蟲病」的緣由。從現代醫學文明來說，對付瘟疫的方法不外乎對病人進行隔離，研究病毒，追查病源，堵塞傳播漏洞，公佈實情，改善環境衛生，讓未染病的人小心防範。這是負責任的政府及醫務機構需要執行的有效措施。至於散播謠言，妖言感惑眾者，則繩之以法，危言聳聽的，則用公眾輿論群起而攻之。

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那場「政治瘟疫」，港英政府用的是果斷的文明法治手段，平息了動亂。至於三十六年後的今天流行的沙氏病毒（ＳＡＲＳ），當然也可用理性而公開的方法去控制下來。政府不能只顧政治及經濟的利益，隱瞞事實真相，罔顧人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危。以香港處理瘟疫的事例，深信人們會記取經驗教訓，用公開的社會手段去消滅這場酷劫。比如使用紅色詩人「明燭照天燒」的方法除疫，雖然不太文明，總是公開的，比起「黑箱作業」來得高明許多。5/9/2003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