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8, 2008

Ba Jin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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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金的隨想

“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七、八月的夜晚,在庭園裡納涼的時候,我最愛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的繁星。望著星天,我就會忘記一切,彷彿回到了母親的懷裡似的。”讀書的時候,對巴金有點兒著迷,在香港就看過不少他的作品,這是巴金在1927年所寫的“繁星”。看來,這裡所說的“母親”,不會是指“祖國”或 “黨”吧!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想他必不會有這份“親情”!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對於他的筆名,一直有這樣的兩個說法﹕巴金這個名是取自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及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中,各取首尾兩字而來。另外一說是,其筆名乃取自在法國的一個中國朋友巴恩波的巴字,及另一位朋友在他譯畢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建議他用金字合成的。在1929年完成了他的處女作中編小說“滅亡”後,便起用巴金這個筆名。

巴金一直活了101歲,最近(2005年)才去世。比起老舍、胡風不知多活了多少個寒暑。老舍在文革被批鬥後,投湖自盡,浩節高風,可昭日月。胡風坐牢至風燭殘年,崢崢傲骨,少活一些,亦無愧於父母、人群及讀者。以巴金自己所言,長壽是一種痛苦、懲罰,所以他要求安樂死。家人捨不得他,而沒有同意。不過,老舍、胡風可憾就連選擇這個權力都沒有。

長久以來,巴金面向社會低層,緊守著崗位意識,用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手執鋼筆,向著強權壓逼、社會腐惡衝刺。但到了新政權成立後,就脫離本位,走進廣場的廟堂,依杖權勢,在某種形勢下,反與民間權利抗衡,可以說,這是對自己的理想、作品及讀者的一種叛逆。

在1984年,這位80歲的老人,歡歡喜喜地到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發他榮譽文學博士。在1989年的春天,完成了“懷念振鐸”一文後,就不能再寫下去了。從1999年開始,巴金一直住在上海華東醫院,神智是清醒的,但有口難言,不能活動,思想不能表達。在死前,還掛著一大堆空銜及虛名,如政協副主席、作協主席、收獲雜誌主編。對老人家來說,這是社會給予他的一份可貴的尊榮及報酬。人們會問,這些組織的作用又會是什麼呢?

在文革前,巴金由於高據權位,亦主持過一些批鬥大會,在長官意志下,做過有違良知的事情。但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亦關進牛棚,後得娘娘開恩,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帶帽子,可做翻譯,不能寫作。對曾被他落井下石的人,表示懺悔過,自己也受過苦,在感謝黨對他的寬大之餘,寫過歌功頌德的文章,這是文人的悲哀。一個弱質的文化人,在專權下,更感到無力。故在他還有幾分氣力和崇高的社會地位之際,倡議建現代文學館及文革博物館。

在黨的關懷下,兩者他得其一,現代文學館終在1999年建成,而文革博物館就不必多提了。其實,文革博物館早已建成,地點可在紀念堂原址,展品可以保留,只待換個招牌便可。

巴金在“第二次的解放”後,恢復寫作,在1978年開始,一共在香港大公報寫了150篇“隨想錄”。同時,亦在香港文匯報寫“創作回憶錄”,到1980年,共寫了11篇。在1981年,巴金停止向大公報供稿,抗議稿子多處被刪除,憤而擱筆。大公、文匯是香港左派愛國機關報紙,言論緊跟中央,巴金不可不知,對刪稿一事,又何須動怒容呢!不錯,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有較大的言論空間,但在無限忠誠的思想框架下,這些辦報人早已喪失獨立思考的人格,把天賦言論自由的人權,拱手向長官奉獻了。

巴金對八九民運不發一言。同年十一月,在家中親自接過朱榕基送來的老松盆景壽禮。一位85歲的老人,曾為民主而寫、為自由而歌,對著年青人在廣場為民主擾攘多月,終以流血收場,能不動情?面對廣大人民的社會訴求,是基於健康或政治的理由,令他默不作聲,還是在無聲抗議呢?筆者一直希望是後者,但願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往者已矣!對這位“文學巨匠”、 “人民作家”苛責之餘,還是帶著崇敬之心,願他在天之靈,仍會為自由、民主與志同道合的鬥士一起隨想!10\28\2005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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