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產潮
經過日本皇軍3年零8個月的佔領後，光復後的香港，只剩下80多萬人。有的在戰亂中流散，也有在多次盟軍的轟炸下炸死，更多人是舉家回鄉避難，令人口驟降。在戰後，除了有大量的逃難潮回流外，隨著中國的政局不穩，政權的交替，更有不少人從中國內地，湧入這彈丸之地，以至人口急升，再衝上百萬大關。
在戰後，香港太平盛世，有的是補回在戰爭失去的子女，多生一兩個。年青人趕著組織新家庭，結婚生子，以至在上世紀50年代，出現了嬰兒潮。地少人多，居住環境惡劣，“一家八口一張床”並非是電影中，對社會的描繪，而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這樣的現象。四、五戶人家，擠在深水埗的戰後唐樓，是十分普遍的。平均每家人有4、5個小孩，也不算是什麼稀奇，同一父母親，有7、8個子女的，也沒有人會視為是對社會的負擔。只要沒有政治鬥爭，是人人有工作，三餐一宿是絕無問題的。
到6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衝破了3百萬的大關。由於舊有的傳統，一直相信“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觀念，加上“重男輕女”，女人便成了“生子機器”。為著應付人口急劇增長，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並加強香港人對節育的認識，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便推出“兩個就夠曬數”的宣傳，一時間，“生仔也好、生女也好，兩個就夠曬數”，便成了家傳戶嘵的“民謠”了。
在短短50年間，人口從60年代的3百萬，增至現時的7百多萬，雖然是增加一倍有多，但出生率只維持在百份之零點9。換言之，香港每年人口增加不到7萬人，更有逐年減少的趨勢。自97移民潮，到千禧年以後的“回流潮”，都影響不了都市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對不想生兒育女的看法。由於出生人數下降，學校要縮班，甚至殺校。特區政府也曾鼓勵香港人多生兒女，可是聽從“權威”人士指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還了，那會有人聽政府這支“生仔笛”。
反觀，中國自強行“一胎政策”後，到了現在，社會普遍是富裕起來了，違反人道、人權禁生第二胎的法令，依然不改。由地方衛生單位，對超額懷孕婦女，強行人工流產的過案，雖不至是絕響，但已經不再是常規了。超生嬰兒可以用罰款方式解決外，也可以名正言順地生下來，既無須躲藏，也不擔心失去教育福利，這是“有錢使得鬼推磨”的好處。明碼實價，要便宜一點，可到窮鄉闢壤辦理。
自從有了自由行後，到香港生子，不管是第一胎，還是第二胎，已成了中國時代年青媽媽的潮流。這根本不是逃避超生的問題，除了為嬰兒買政治保險外，就是社會身份的象徵，表現出有能力支付近10萬元的分娩費用，還可有產前、產後的母嬰照顧，加上孩子可成為特區永久居民，支付這少少的進場費用，是物有所值的。
如此一來，公立醫院便有人滿之患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政府被迫宣佈公立醫院產房額滿，更要預留產床給香港媽媽，他們有優先權。這突然對內地同胞關閘，私家醫院便更加有利可圖了，應運而生的中介公司，就視之為一門可賺大錢的好生意了。各式各樣的廣告已散見網絡，就在特區政府新對策還未有出爐前，趁機多撈一把。
社會評論家鍾祖康以《來生不做中國人》作為書名，發誓在下一世，不再做中國人。雖然，香港只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特別行政區，竟然會有這麼多父母親，選擇到香港生子，等不及下一世，甘願在此生要做香港人。無論有多麼自完其說的原因，說什麼香港醫生醫術高明，醫院可靠，統統都是不攻自破的連篇謊話。骨子裡，不願下一代做中國人的決定，明顯地是十分堅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