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Political Reform 香港政改

政改風波

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每5年，便要向立法會提交政治改革建議，這涉及增加民選議席及選舉特別行政長官的方法，讓香港300多萬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參予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最終達至全面直選。

由於5年前，特區的政改建議被認為是無路線圖，無時間表，而被泛民主派議員，用捆綁式投票反對，以至政改議案在60席的立法會，未能取得3份之2的多數票，最終被否決掉。5年後的今天，若立法會23位泛民議員，同樣集體投反對票，政改方案必定會一再遭到否決，讓特首曾蔭權的管治班子喪失統治威信，令北京面目無光。

比起5 年前，當前的香港政治形勢更加嚴峻。在討論興建高速鐵路，銜接廣州、深圳及全國的高鐵網絡，因為要拆毀上水菜園村及影響市區樓宇的安全問題，一群年青人便發起“反高鐵”運動。在立法會表決撥款議案時，有上萬群眾包圍立法會，並在議案通過後，更轉移到特首曾蔭權官邸，在“禮賓府”前聚集抗議。

這些行動把特區政府嚇壞了，北京更擔心香港日益澎湃的群眾運動，會失控演變成“顏色革命”。加上在政治光譜中，較為激進的政團組織“社會民主連線”，雖然在立法會只擁有3個議席，但是他們的3位政治明星，天天利用網絡電台的廣播，吸引了不少年青人，參加他們的抗爭行動和公民抗命，頗令特區政府頭痛。

為著爭取香港市民支持政改，特首曾蔭權發起了“起錨”行動。除了進行鋪天蓋地的立體式到地區宣傳外，還主動挑戰中產專業政團組織“公民黨”，向黨魁余若薇下戰書，進行公開電視直播辯論。 “公民黨”曾與“社會民主連線”聯手發起“全民公決，廢除功能組別，盡快實現真普選”運動。

曾蔭權為報這一箭之仇，以為可藉公、社兩黨發動的“公投”失敗後，乘勝追擊，結果，在辯論中卻被余若薇打到落花流水，就好像葡萄牙對北韓世界杯一樣，以7對0完場。在辯論後，民意顯示反對政改已超過半數。較早前，在另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有更多的年青人對政改進程表示不耐煩，主張採用更激進的手段爭取民主。

北京高層對曾特首推行政改的方式，已完全失去信心，派駐香港西環的“第二支管治隊伍”，如箭在弦，若不是全面接管，也不會讓曾蔭權把江山亂舞，這是中南海親自操刀、發功的時候了，否則香港的民主運動，早晚會與國內的維權運動互相呼應，後果會是不堪想像的。

現時在泛民陣營中，最具影響力的龍頭大哥是“民主黨”，在立法會擁有9個議席。當中有“反中亂港”的社會活躍份子，有年年搞記念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會中堅成員，有天天想中共倒台的死硬派。直屬胡錦濤的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李剛，在5區公投結束後，就政改與民主黨3巨頭舉行直接正式會談，是歷史罕有的做法。

李剛用禮賓車，把民主黨正副主席及1名中常委，送進中聯辦的會議室。李剛並轉達了胡錦濤對3位賓客的問候，慎重地提醒他們，是以立法會民主黨議員的身份參加會談，並對民主黨不參加公社兩黨的公投運動，表示肯定。繼而重申中央對在2017年可以直接選舉行政長官，在2020年直接選舉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承諾，說中央講的話是算數的。

中聯辦李剛與民主黨的會面，目的除了分化泛民陣營外，主要是策動民主黨高層在6月23日，在政改動議辯論中投贊成票。在席中警告民主黨在投票當天，發動市民包圍立會，如令社會失控，好像泰國紅衫軍火燒曼谷市中心金融區，民主黨是要負全責的，駐港解放軍是會全面鎮壓的，絕不手軟，而事實上，在反高鐵運動中，駐港解放軍已採取過一級介備。

在政改投票當日，除一名民主黨即席退黨外，8位民主黨議員全部投下贊成票，加上保皇黨建制派，讓政改議案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有說民主黨出賣香港人的利益，背棄了他們競選承諾。從北京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看，反映出主管香港事務的習近平，並未能控制大局，還未有接班的能量，重大事情，仍是由胡錦濤掌舵。

Debate on Political Reform 余曾辯

余曾辯

繼台灣的“雙英會”之後，香港有樣學樣，也舉行了一場“余曾辯”。所謂“雙英”的其中一“英”，是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代表執政國民黨的馬英九， 而與另外一“英”的蔡英文，現時為第一大在野民進黨主席，就即將與中國簽訂的“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 ECFA”，舉行一場平等而公開的政策辯論。馬英九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蔡英文則是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法學院博士，論學歷兩人都是旗鼓相當，不相伯仲，論辯才可能是靈巧的蔡英文，比木納的馬英九更勝一籌。在政府政策辯論中，執政黨往往是掌握大量十分有利數據，而在論據上有實質的資料支持，當然是把持著優勢，而在野黨唯一的武器，就是打出對中共不信任及恐懼的歷史悲情牌，這最能煽情，打動民心。

雖然，“余曾辯”被香港學者馬嶽教授形容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弱懸殊的一場電視辯論會，但這不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辯論，亦不是什麼選舉辯論。若果真是如此高低易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行政長官曾蔭權，為什麼要下戰書，邀請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律師作為辯論的對手呢？曾蔭權是由800人組成的小圈子選委會選出來的，不要說全港700多萬市民無權投票，就是300多萬選民也無機會去選這個特首。在一定的程度下，是由北京欽點和祝福的，與殖民地時期受英國外交部委派的港督，無多大的分別。反觀屬公民黨的余若薇，是由分區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是有一定的選民基礎及民意授權。

在曾特首的挑戰書中，除了用余若薇公民黨黨魁的銜頭外，還稱余是“五區公投總發言人”。所謂“五區公投”是由較為激進的“社會民主連線”發動，公民黨主力參予，其他泛民黨派不支持，建制派保皇黨全面抵制的一次全民公決運動，親北京人士更指公投是違反香港基本法。全港是分成5大選區，每區若有一位泛民立法會議員自動辭職，政府便要依法進行補選，在選舉過程中，5名參選人會提出單一的議題，主張廢除功能組別，盡快實現真普選。在補選當日，雖然5名辭職的立法會議員，均以高票全數當選，重返立法會，而且得到50萬選民的重新授權，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及實行全面直選。但由於出來參加投票的人，不及已登記選民的兩成，因此，政府及建制派聲稱這次公投是徹底的失敗。

曾蔭權就是以為可以藉與公投派辯論，而乘勝追擊，痛打落水狗，更從中分化公民黨與社民連之間的團結合作。看來，這個如意算盤是打錯了。社民連不但全力支持余若薇與曾蔭權的電視直播辯論，更召集支持者在會場外舉行示威集會，為余打氣。辯論是不讓觀眾直接參予，無現場即時發問形式，而且是在曾蔭權感到安全的政府總部進行。曾蔭權經過多次排練，預先準備好材料，照本科宣，無論是對方提出或抽選的問題，均按擺在他面前的標準答案念一遍，表情生硬，並故意標簽余若薇與激進的社民連為同路人。以西藥推銷員出身的曾蔭權，並未發揮所長，用說話及理性去向港人推銷拖慢民主進程的政改，反而處處攻擊對手，讓政改停滯不前。

以大律師雄辯滔滔的辯才，余若薇當然大獲全勝。泛民議員之所以在5年前，捆綁式反對沒有時間表及路線圖的政制改革方案，因為看不到中央的誠意，讓香港人取消功能組別，實現直接選舉全部立法會議員，而沒有事前經過小圈子篩選特首提名人，用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在多次人大釋法，推遲在基本法規定的直選安排，港人對重提2005年的政改建議，已全無興趣，光是作小量修改，擴大民選議席的同時，也按不變的比例，同時增加功能團體議席，而無取消的意圖，當然不會被大多數要求民主的港人所接受。余若薇在結案陳詞中，如泣如訴地要求中央履行承諾，寧願原地踏步，也不想行差踏錯，並懇請曾蔭權船長，在最近宣傳政改的“起錨”運動中，交出詳細航海計劃及走向目的地的航線圖。

在“余曾辯”之後，曾蔭權承認辯才不及余若薇，但說宣傳政改的目的已達。可是，據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在觀看余曾辯論後，人們更清楚知道政改是什麼一回事，而且反對曾蔭權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由原來的少於半數，轉變成為超過半數，這是弄巧反拙的最佳例證。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為政者掌握了否？

World Cup 2010 世界杯

世界杯

在南非開鑼的世界杯足球賽，剛剛過了第一個星期，各隊首輪賽事已經進行過。值得慶幸的是，今屆，美國是32支參賽隊伍之一。首仗在開賽不到4分鐘，已被英國隊攻入1球，美國在反攻時，在禁區外，憑一記軟弱的無力的遠射，英國門將竟然“脫手而出”，讓美國以1比1扳平完場。只見在酒吧看世界杯的球迷，歡喜若狂，但是，在市面卻非常平靜，帶不起對英式足球的熱潮，實令人費解。

有人說，美國人對用手的東西比較感興趣，但對用腳踢的體育則沒有看的耐性。意大利裔的波士頓市長萬寧諾，就有意爭取波士頓，成為世界杯協辦城市之一，有小意大利之稱的北端，在平時沒有舉辦世界杯的日子裏，足球氣氛都是相當濃厚的，是這個鄰區的故有特色。在一些獨立的私立中學，無論是男女學生，每校都有組成英式足球隊，參予校際比賽。

隨著中南美洲拉丁裔人口漸多，足球體育也日趨蓬勃。美國也有英式職業足球聯賽，但是沒有像美國職業籃球賽有現場直播，這當然是商業廣告贊助收益的關係。不似得籃球比賽是分成4節，每節中有多次20至40秒暫停，讓廣告商插入廣告，不會打斷現場轉播。而足球只分上下半場，沒有暫停這回事，因此在轉播比賽中，加進廣告是不易的。就是這個原因，英式足球體育的商業價值不大，受歡迎程度，遠更不及籃球、棒球、美式欖球和冰上曲棍球。

其實，英式足球是很適合亞洲人體能的運動。這次南非世界杯，就有日本及南、北韓3隊，打進32強，唯獨是缺席的是中國隊、香港隊和中華台北隊。在本年的東亞運動會中，東道主香港竟贏了日本。過往，在上世紀5、60年代，香港足球曾有過十分輝煌的歲月。被英女皇冊封為MBE爵士勳銜的香港球員，就有何祥友及郭家明兩位。當時在東南亞一帶，打出名堂的中華民國隊，其中這些被稱為“國腳”的足球員，主要是來自香港，披上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戰衣，在綠茵球場上奔馳，可不威風。

近年來，中國隊受睹風、打假波的醜聞纏繞，把足球體育變成是一種博彩工具。加上有互聯網這個載體的發展，足球賭博投注額甚鉅。球員、領隊及球會負責人都有可能涉及受賄、操控賽果、打假波及參予投注。打假波的風氣，由國內的球員引入香港，非法外圍投注額是數以億計，香港與內地都有投注網絡，這令整個足球體育變質，成為賭博事業，進場看足球的觀眾日減，而場外賭風則熾烈，已故香港足球名宿如李惠堂、莫振華、姚卓然，怎樣會想得到在半個世紀以後，香港足球會變成這個樣子。

世界杯經過82年，才由一個非洲國家南非取得主辦權，在這屆世界杯中，除了南非外，還有5個非洲國家進入最後的32隊，他們是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加納、卡麥隆和象牙海岸。人們會問，這個重4.97公斤的大力神金盃，是否會留在非洲4年呢，這個問題要到下月初，比賽進入最後4強的階段，才會有答案。而由亞洲國家主辦，並由亞洲球隊奪標，還要再等12年，到2022年，會有日本和南韓爭奪主辦權，到時可能會是南、北韓，以一個統一國家取得主辦權，亦未可料。

從黑白電影錄制，到彩色電視轉播，到電話手機全程下載現場比賽，差不多經過了4份之3個世紀。這一屆世界杯，全球會有超過8億人，用不同的電子載具觀看賽事，連在阿富汗共同作戰的英美部隊，在英美足球大戰當日，放下手中的武器，觀看比賽。期待著，受盡戰爭蹂躪的國家和地區，如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也能主辦世界杯，那時不是天下太平嗎！

See You At The Park 維園見

維園見

每年在6月4日這個晚上，都會有上萬的人群，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球場聚集，這已經是第21個年頭了。倘若，兩友在香港街頭相遇，在道別時說一聲﹕在維園見！大家都應該是心領神會，繼而相約親朋戚友，出席由支聯會舉辦，紀念六四天安門慘案的燭光晚會。

21年來，就從未有間斷過。在1989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前的屠殺事件，不要說在現場親身經歷過的學生運動參予者，就算在瑩光屏上看到電視直播畫面的觀眾，都會是永世難忘的。雖然，當權者拼命去抹煞這歷史事實，當作一切都沒有發生過，禁止訊息及影像在互聯網上傳播，阻止人民進行公開的悼念活動，對天安門母親組織的無情打壓，阻撓家屬在木樨地為死難者擺設路祭，看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反而令年青的一代，更加熱切地去尋找真相，瞭解這段“不可告人”的歷史。

香港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在5星紅旗下，仍然能舉行天安門紀念活動。要感謝的是那些無懼政府打壓的正義人士，不怕艱苦，不斷教育人群，不要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為燭光晚會營造出席人氣，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都會在此之前，舉行遊行，並在香港時代廣場舉辦展覽。除了潔白的天安門民主女神複制品外，今年特別之處，更展出由紐西蘭華裔雕塑家陳維明，為六四而塑造的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藝術品是順利過關，可是，人境事務處官員則拒絕陳維明進人香港，參加悼念活動。

特區政府不是接受北大人的指令，便是過份揣摩上方的旨意。在2008年，曾拒絕“國殤之柱”作者、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入境，這次又對陳維明故技重施，均表明政府對民間悼念六四活動的恐懼，處處制造事端，引起公憤。香港食環署官員指稱，在時代廣場展覽的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事前沒有申請表演牌照，於是在沒收女神像及浮雕後，用預先安排的吊臂車運走，事後更逮捕及檢控支聯會常委、成員和義工共13人。在香港社會民主連線政團組織號召包圍北角警署後，政府才乖乖放行，讓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樹立在燭光紀念晚會上。

經過逢5、逢10 的特大紀念後，人們正擔心在第21年，出席燭光紀念晚會的人數會是大減。特區政府似乎在配合國內拘禁維權人士的行動，更刺激起年青一代的參予。加上身患末期肺癌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的領導下，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的口號，響徹雲霄，竟有15萬人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成為全球新聞報導的新焦點。

在燭光紀念晚會後，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校友向中大校長劉遵義提出，要求讓新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浮雕，永久安放在中大校園內，但劉校長以保持大學政治中立為理由，斷言拒絕允許神像及浮雕進校。上萬的群眾在燭光晚會結束後，護送神像及浮雕進入中大，逼使新任校長沈祖堯立場軟化，暫時同意安放。

在香港的紀念六四鬧得沸騰之際，直接參予六四屠殺的元兇李鵬，卻急忙在有生之年，出版回憶錄，為自己洗脫殺人的罪行。早在2003年，已退休的李鵬已寫成30萬字的六四日記及書稿《關鍵時刻》，要求中共中央同意出版，但因領導層認為暫時不宜，而沒有成事。在書中透露了當年中南海高層，對如何處理天安門學運存在明顯的分歧，李鵬更把屠城的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諷刺的是，現時李鵬的日記及書稿，竟落在當時支持學運的趙紫陽秘書鮑彤兒子鮑樸之手，鮑樸已經出版過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

數百個六四死難者的冤魂，每年在維多利亞港上空遊蕩，天安門的母親無法與15萬香港人，在維園一起參加燭光悼念晚會，說明了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殺人的罪惡是用海水也洗滌不掉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6421 六四，二十一週年

「六四」慘案二十一周年祭

二十一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北京大屠殺，從我們身邊奪去了203位親人的生命，至今尚有更多的死難者我們沒有找到，他（她）們不為外界知曉，下落不明。然而，二十一年後的今天，中共集團對它一手製造的「六四」血案諱莫如深，好像當年未曾發生過似的。時間能淡化記憶，難道也能消彌事實嗎？

當年那場大屠殺過後，迫於國際社會的一片譴責之聲，鄧小平、江澤民對於來訪的一些外國友人曾做出承諾：在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死亡名單和死亡人數。但是中共當局向來不講誠信，說出來的話不算數，他們只考量利弊得失。從鄧、江做出承諾後，國內民眾和世界人民、受難親屬密切關注中共的後續行動。但是從那一刻起，一屆又一屆的政府再也沒有人敢於提及這個名單和數字，有關「六四」慘案的全部資料包括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資料也就統統成為國家的絕密檔案。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我們這些承受了巨大痛苦煎熬的受難親屬，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尋訪死難者和傷殘者的路程。母親們不怕當局的威脅、打壓，不怕當局的謠言、中傷，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那樣，一個一個地尋找，一點一點地落實，以巨大的毅力戳穿了當局的欺騙和謊言，以至於獲得了今天這樣的結果。

中共權貴集團向來奉行這樣的潛規則：謊言重複千百遍即成為事實；哪怕是眾目睽睽的事，如果人人「知其白，守其黑」，久而久之，則如黯然無所見。中共權勢者長期以來搞「強迫遺忘」，不准提及有關「六四」的一切，以至於一些80、90後的年少者竟不相信二十一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過一場滅絕人性的殺戮，即使偶有耳聞，也是瞠乎其後。中共當局自以為得計，以為這樣做，就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把「六四」推向遙遠歷史年代的機會，甚至可以把「六四」這筆血債遠遠地甩開。然而，我們從1993年6月最早公布的16位死難者起，到後來的96位，155位，186 位，196位，直至今天的203位，這一個一個都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啊！可是霎那間他們都一齊在人們的視野裏消失了，但是，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卻都赫然在目，誰能掩蓋得了，誰能抹殺得了?！二十一年前的大屠殺鐵板釘釘，無可逃遁。現如今中共權勢者營造了光怪陸離的「和諧世界」，如果你們尚存的一點良心未泯，那麼在度過了白天的喧囂之後，剩下來的定會是無邊無沿的恐懼！長時間滯留不去的恐懼！

在1995年5月，我們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受難者母親向全國人大提出了三項要求，以此作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基礎。這就是：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數、死者名單；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的刑責。我們的聲音你們聽到了，但你們不敢回答。我們年年重申這三項要求，如今過去十五年了，你們依然不敢回答。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我們於1999年組成了20人的對話團，要求就「六四」問題與政府當局進行平等的、有誠意的對話。我們的聲音你們也聽到了，但你們還是不敢回答。以後我們年年要求對話，你們年年不敢回應。我們不怕你們沉默，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不會放棄！

「六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動用法律程序，把「六四」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之一李鵬告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次檢察院雖然接下了我們送去的起訴書，但是十年過去了，又是杳無音訊，儘管我們屢屢催問，仍然沒有任何答覆。請問，難道李鵬就能置身法律之外？難道他就有權免於起訴？

2001年，我們發表了《天安門母親的話》。母親們向所有關心國是、真誠地以民族前途為念的海內外同胞宣布：我們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們既然已經站起，就絕不再躺下。我們蒙受深重的苦難，但這苦難沉積在我們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報的偏狹與仇恨，而是對道義與責任的一種承擔。

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形成以來第一次在觀念、訴求方面的重大調整，即：我們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歷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爭；作為一個有着尊嚴與自信的公民，我們應該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2006—2008這兩年，我們對於自身的理念和訴求再一次進行深刻的審視。我們作出決定：遵循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是又一次對先前遵循的理念做出的必要而有限度的調整。我們從血淚和苦難中逐漸明白：「六四」不僅是一家一戶的不幸，而是整個民族的不幸。這種不幸的發生，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敵對，源於國人對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漠視，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文明與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贖之道，既不能靠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過的以暴易暴和階級拚殺，也不能靠今天執政者反覆宣示的所謂「科學發展觀」或「親民路線」，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結束傳統的專制政治，以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權威，要使每一個公民擺脫皇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依附性性格和歷史的惰性，在觀念上確立人類普世價值的地位。基於這樣的共識，我們決定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克制來謀求「六四」問題的和平解決。

為此，我們於 2009年就此問題提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我們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對話代替對抗。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主張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分歧與爭端，那麼，我們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當局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的分歧與爭端。如果能在「六四」問題上，爭取實現以對話來代替對抗，那將是整個民族的幸事、全體國人的福祉。多一分對話，就多一分文明與法紀，也就少一分愚昧與專橫。對話不是把社會導向對立和仇恨，而是把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

這就是我們解決「六四」問題的理念和主張。我們的聲音中共當局也應該聽到了，但還是沒有回答。請問，你們究竟是不敢回答，還是無法回答？面對我們這群經受了二十一年痛苦磨難的年邁母親，你們應該作出一個回答。難道你們真想把我們全部拖死、拖垮，以至自然消失嗎？

十多年來，你們動輒就在各家難屬門口站崗、放哨，平日裏你們跟蹤、盯梢、竊聽電話和手機、干擾電腦通訊、偷拆沒收信件，已成為家常便飯，甚至任意羈押、拘捕、抄家、凍結捐款、剝奪難屬的行動自由。你們還動用警車追趕到離京百里以外的遠郊去對難屬實施監控。去年「六四」前夕在京的母親們聚集在難屬家裏，相依為伴默默祭奠親人的亡靈，也遭到橫加干涉，更為惡劣的是其中有些難屬還被禁止參加祭奠，有些難屬想在親人倒下的時間、地點默默灑酒祭奠也遭禁止。「六四」二十周年前後，在每年的公開信上簽名的各家難屬幾乎都遭到警方的嚴密監控。居然連身患絕症的病人、坐着輪椅度過餘生的癱瘓者、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都不放過。

凡此種種有悖天理人倫的惡行實令人髮指。相比之下，你們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創建「孔子學院」，提倡孔孟之道；你們說起話來三句不離「和諧社會」；當你們用「以人為本」、「珍愛生命」之類的說詞到處遊說的時候，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前那批死難者在九泉之下的咆哮和怒吼嗎？難道你們就沒有聽到二十一年來「六四」受難母親在曠野上的吶喊嗎？

祈願我們的親人至今尚未安息的在天之靈能夠早日得到安息！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趙廷傑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　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豔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文華　金貞玉　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恆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豔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綵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金亞喜　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寧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松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豔琴　何鳳亭　譚淑琴　肖宗友　喬秀蘭　張桂榮　雷　勇（共128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段宏炳　劉春林　張耀祖（共2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