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前，巴金由於高據權位，亦主持過一些批鬥大會，在長官意志下，做過有違良知的事情。但在革命洪流的沖擊下，亦關進牛棚，後得娘娘開恩，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帶帽子，可做翻譯，不能寫作。對曾被他落井下石的人，表示懺悔過，自己也受過苦，在感謝黨對他的寬大之餘，寫過歌功頌德的文章，這是文人的悲哀。一個弱質的文化人，在專權下，更感到無力。故在他還有幾分氣力和崇高的社會地位之際，倡議建現代文學館及文革博物館。
在黨的關懷下，兩者他得其一，現代文學館終在1999年建成，而文革博物館就不必多提了。其實，文革博物館早已建成，地點可在紀念堂原址，展品可以保留，只待換個招牌便可。
巴金在“第二次的解放”後，恢復寫作，在1978年開始，一共在香港大公報寫了150篇“隨想錄”。同時，亦在香港文匯報寫“創作回憶錄”，到1980年，共寫了11篇。在1981年，巴金停止向大公報供稿，抗議稿子多處被刪除，憤而擱筆。大公、文匯是香港左派愛國機關報紙，言論緊跟中央，巴金不可不知，對刪稿一事，又何須動怒容呢！不錯，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有較大的言論空間，但在無限忠誠的思想框架下，這些辦報人早已喪失獨立思考的人格，把天賦言論自由的人權，拱手向長官奉獻了。
巴金對八九民運不發一言。同年十一月，在家中親自接過朱榕基送來的老松盆景壽禮。一位85歲的老人，曾為民主而寫、為自由而歌，對著年青人在廣場為民主擾攘多月，終以流血收場，能不動情？面對廣大人民的社會訴求，是基於健康或政治的理由，令他默不作聲，還是在無聲抗議呢？筆者一直希望是後者，但願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往者已矣！對這位“文學巨匠”、 “人民作家”苛責之餘，還是帶著崇敬之心，願他在天之靈，仍會為自由、民主與志同道合的鬥士一起隨想！10/28/2005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