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資料顯示，《天地一沙鷗》的譯者是“彭歌”，本名“姚朋”，是北平人，現居美國。估計姚朋在朝廷是身居要職，想借助強納森這隻憤世疾俗的海鷗，激起年輕的國人，不要在當時的國際逆境中退卻，在弱勢中喪失鬥志。譯者用了杜甫詩句，作為書名，有意為該書注進中國讀書人的元素，除了表現出學貫中西外，更為一個失意的皇朝作秀。
原來書中有一名為Chiang的海鷗長老，曾對故事的主人翁面授機宜，令強納森大徹大悟。當日的香港《七十年代》雜誌主編李怡，亦曾就此書，發過不少議論。作家李傲直截了當地說﹕《天地一沙鷗》是宣傳政治鬥爭哲學。可惜事與願違，這書正給予黨外人士無比的精神彈藥，向皇朝進逼， 推動政治改革，最終埋葬了這個家天下的小朝廷。不知當今台灣政壇紅人，在年輕時，是否讀過《天地一沙鷗》這本譯著，學習過強納森的飛行本領，敢於挑戰權威，不畏強權，不斷打拼的精神。看來這本書對台灣的政治影響，並非李察巴哈所能料得到。
承受著“浮游般短暫的生命，無敵浩瀚窮蒼變動的不定。”這是一種對幻化人生的無力感。回想起，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中，也曾渡過多少個風雨的日夜。在那個動蕩的時刻，在“認祖關社”的時代洪流中，如何定位，保持自我，是極富挑戰的。在運動中有“回歸認祖”的“國粹派”，有“反帝反殖”的“托派”，有投身服務大眾的“社會派”，有置身於宗教殿堂的“團契派”，另有一心考取功名利祿的“當官派”，當然還有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消遙派”。林林總總，令人迷失，惘惘然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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