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景輝
《經濟》，2009年12月18日
近年的城市發展爭論中，政府都愛把反對者說成是無理製造事端之徒︰為甚麼最後一刻才來反對？就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功能組別議員劉健儀在《城市論壇》說溜了嘴般的一番抱怨︰我們立法會和政府官員已討論了許多年，你們為甚麼今天才來反對？然而，在公眾的感知裡，高鐵及其問題真正走進公共世界的一刻，倒是08年11月政府刊憲之後，而且是菜園村運動鍥而不捨地抗議霸道拆遷所引發的。於此，政治世界分裂成兩端︰一邊是立法會大門或政府部門內一股經年累月的政治時間意識；另一邊廂則是距今只一年多卻匆匆上馬的速度之暴政。
也許，立法會亦非鐵版一塊，那股經年之感其實只屬於部份議員。自從事件離開了真空而接觸空氣之後，密室般的議會寧靜便告吹翻。那些非保皇的民選議員也迅即回應輿論，而且接駁了社會諸種質疑之聲至議事堂︰成本效益、菜園村的地方生活權利、替代方案和公帑浪費等。且在09年5月辦了首場立法會公聽會。然而，在此一真空爆破的過程中，某些功能組別議員卻好像穿上了盔甲，忙不迭於身上漆上所謂內部經年討論的保護色。彷彿他們忘記了議事和行政之辨︰議員是由公眾授權而進行思辯討論的，而非純粹強調既存程序之有效執行的官僚;彷彿他們忘記了，至少就程序來説，一天未到撥款的時刻，也該存在修正的空間。
但另存一類更為不肖的功能組別議員，如文化體育界的霍震霆先生。眾所週知，這位先生於考勤方面長期以來劣跡斑斑︰經常缺席會議，既不提也不修訂任何議案，更遑論接見市民。但在十二月三號工務小組的撥款審議—即大會最後撥款之前的階段，他卻突然現身投票。尷尬的是，生疏於議會的霍先生竟連自己的正確位置也辨認不出而坐錯位。荒誕地，高鐵巨額的撥款和菜園村的去留竟由如斯沒靈魂不問責的舉手機器決定。諷刺的是，若僅以立法會內民選議員的票數較量的話，現高鐵政府方案必被否決。推遠一點詰問︰高鐵撥款豈會是孤例？於過去和未來，到底還有多少不明不白而獲得通過的議案？
在高鐵撥款議案中，由於涉及巨額撥款和工程，功能組別的傾斜角色猶為刺眼。例如，工程界何鍾泰議員已因為身兼某建築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而涉嫌利益衝突，故不能再擔任工務小組主席，而且不可投票。但與其說這只是特殊個例，倒不如説它蘊含了更普遍的問題。如果商界、地產界和工程界等議員可能會在涉及巨額工程撥款之議案中獲得潛在的利益—工程合同愈多愈好，那末在好大喜「工」之外，城市的諸種價值，如可持續發展、地方保存和城市資源再分配等，又怎可能得到議會内公平理性的審議呢？準此，功能組別所保護的已不僅是一些人之選票多於另一些人的問題，而是某種完全過時、但可以養肥某些界別的都市發展邏輯。
到了此一關鍵時刻，我們愈加明白，為什麼政府面對非議之際，常常藉口政策已由立法會審議而換取正當性。因為立法會有一群功能組別怪獸，他們或把議會視作密室般的會議廳、或把自己視作舉手機器，甚至將議會用作滿足特別界別利益的場所。說到底，上述畸形狀況下獲得匆匆通過的議案，蘊藏的不是民主，而是慾望；其完成之快，更像是立會民主化之前的一種結構性「早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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