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有關五區公投的辯論，愈來愈有意思。前一階段，支持和反對雙方，就「到底是不是公投」、「什麼條件滿足了才算是公投」，有激烈爭議，吵得面紅耳熱，還是沒有共識。舉例說，有人認為，如果當權派不應戰，社、公兩黨參選人在無對手情況下低票當選重返立法會，則補選意義大於公投，甚或公投意義等如零；如此等等，總之意見十分分歧。特區政府立場很清晰，一早申明：這不是公投，是補選。不過，昨天港澳辦高分貝加入戰圈，正式指摘「個別社會組織」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港澳辦此舉，無疑替懸而未決的「是否公投」爭議一錘定音：是公投！
港澳辦說：「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按此，在香港搞公投，當然不符基本法。港澳辦指摘社、公兩黨，正好顯示它認為這兩個黨搞的是公投，不然港澳辦用不着反對，就算反對，用的也只能是其他罪名較輕的理由，如林瑞麟說的浪費公帑等。港澳辦這個立場，剛好與特區政府及其本地支持者的看法相反，難免會讓這些人感到尷尬，甚至當權派能否派人競選，現在也成問題——怎可以參加違法活動呢？好在，港澳辦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它混淆了「形式」和「實質」的分別。
社、公兩黨這次搞的「所謂公投」，形式上當然不是公投，只不過是一次五區補選，港人不同觀點之間的爭拗，是想搞清楚社、公兩黨的行動，是否具備公投的一部分實質，亦即能否從補選結果中清晰得出「市民要求儘快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結論。然而，就算補選的結果清楚表達這個訴求，其功效也只不過是道義上的，頂多只構成對特區政府及中央的一個輿論壓力，卻並不具法律效用，這點香港人完全清楚，實在用不着港澳辦發言人強調。而且，社、公兩黨的動作，因為形式上不是公投，並沒有違反基本法，故港澳辦的「違背基本法」指控，完全不成立。
事實上，在香港，有資格搞公投因而違反基本法的，理論上只有特區政府。人民團體便是打正旗號「搞公投」，無論搞得多徹底，也只能算是一種民意調查，談不上違法，除非（一）法律連民意調查也不容許，或者（二）特區立法會通過具體立法，不准搞大於某一規模的抽樣調查；但如果要立那樣的法，便是天大的笑話——那有政府害怕民意到了那個地步的？而且，基本法可說是香港的憲法，憲法是用來規範政府行為的，「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也僅指特區政府行為而言；政府卻不可以把人民（個人或團體）告上法庭，說後者違反憲法或基本法。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在內，膽敢控告人民違憲——那樣會鬧笑話。政府只能通過具體立法，闡明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界限，人民如果違法，是違背這些具體法例；然而，香港的具體立法裏頭，沒有說不可以作「形式上不是、而實質上可能是公投」的政治行為，因而是可以的，具體法律不存在「剩餘權力」問題。
此外，港澳辦還指摘「一些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這也站不住腳。首先，五區公投的議題，已由社、公兩黨定作「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因為沒有指明年份，並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任何決定。其次，人民團體「挑戰」憲法或立法組織的一些決定，在一個開放社會，完全是允許的，社、公兩黨作出挑戰，港澳辦完全不應用「蓄意」，「公然」等充滿敵意且暗指違法的字眼去描述這種合法行為。只有在極權社會、黨國有絕對權力的地方如中國大陸，這類字眼才勉強派得上用場，拿來香港用，大多數香港人反感，筆者亦有些反感。
最後，港澳辦還說，「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只會引發爭議，損害來之不易的良好（經濟和社會穩定）局面」。這個說法亦嫌牽強。進行有關政制的爭議，不見得會破壞良好社會局面。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中英爭拗，並沒有影響香港經濟，相反，那十多年是香港經濟發展最旺盛的時期。反過來說，中國大陸在「一言堂」年代，社會經濟發展都不是最好的。社會局面不穩定，有其他原因和議題導致，政制爭議包括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挑戰，就算涉及示威遊行，也不過是紙上談兵，並不影響經濟。香港○三年那次五十萬人大遊行一過，市民出了一口鳥氣，心情稍稍舒暢，經濟反而馬上回升了。
至於港澳辦說：「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見、立場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所確定的程式辦事，而任何偏離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式的行為做法，都無助達成社會共識」，筆者倒認為是對的，但在五區公投事上，社、公兩黨並無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反而是港澳辦發言人的指控，好幾個地方過了火位，應該考慮收回並致歉意。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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